张博然今年本科毕业于国内一所“双一流”院校的电气工程专业。上大一时，他就定下了留学的目标。最初，他首选的是英国、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，但随着这些国家留学花费的不断上涨，对于海外一年制硕士“含金量不足”的讨论越来越多，他开始重新思考留学选择。

大三开始，张博然注意到，德国高校的一些王牌专业将硕士课程改为英语授课，最终，他转而申请实践机会更多的德国高校。今年10月，他进入一所德国理工大学联盟(TU9)高校，攻读英语授课的电气工程硕士专业。“不用学德语，留学门槛对我来说降低了。”张博然说。

“近年来，德国高校英语授课项目数量显著增加。”德国学术交流中心(DAAD)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乐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目前，德国高校约有2400个英语授课项目，其中硕士项目有2000个左右。与英语国家相比，德国留学成本相对较低，而且，绝大多数高校不收取学费，对中国学生颇具吸引力。

11月26日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等机构发布的《2025年高等教育开放》显示，在德国的国际学生人数首次突破40万，国际学生规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，位居全球第三。欧阳乐介绍，中国是德国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，学生主要集中在工程类等学科。但多位受访者提出，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，德国的发展“慢了一步”，上百年的德国工科教育不断与时俱进的同时，也面临新的挑战。

两个月前，张雪晨刚从德国慕尼黑大学英语授课的学习科学硕士项目毕业。美国一所文理学院本科毕业后，她曾短暂回国工作和考研，备考期间，她申请了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等国的硕士项目。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最初对德国留学产生兴趣，源于德国的学术与文化氛围。大三期间，她曾前往德国参加暑期交流，当地的建筑风格、教授的讲课方式很快吸引了她。

新东方欧亚教育欧洲留学部总监马志成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选择留学德国的学生，不少都认可德国的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，希望通过留学“学到真本事”。根据德国官方规定，留学生每年需预存13092欧元的保证金，用于在德期间的生活保障，这意味着一年的基础生活费约为10万元。此外，与全球其他主流留学国家相比，德国的就业环境和薪资待遇相对友好。

多位受访的德国留学生表示，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希望出国的学生而言，德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一位今年从德国某高校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德国给予留学生的福利政策与本地学生基本相同，学生每周可打工20小时，如果勤工俭学，收入能覆盖大部分生活开支。他观察到，近年来，赴德读本科的学生越来越多，留学信息差正逐步被打破。

“近年来，国内申请德国留学人群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。”马志成介绍，新东方欧亚教育的留学申请数据显示，目前，申请留德硕士的占比为六至七成，但申请中学和本科的学生占比已连续四年保持增长，未来可能是德国留学群体的重要力量。

长久以来，德国是预算有限的留学家庭首选。但随着华为、小米、小鹏等中国企业在德国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，马志成观察到，越来越多有意开发欧洲市场的经商家庭将孩子送往德国，为未来拓展欧洲业务做铺垫。“孩子既能学到知识和技术，也能成为生意上的先锋。”

欧阳乐介绍，中国学生主要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德国高校中，例如TU9和德国U15大学联盟。这些联盟汇集了慕尼黑工业大学、亚琛工业大学等知名理工科院校。马志成介绍，德国高校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相对均衡，TU9和U15联盟之外的高校，同样拥有各自的优势学科，留学申请呈现出“多点开花”的趋势。比如耶拿大学的光学专业，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卡尔蔡司公司工作，也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关注。

最初，准备德国留学时，张博然认为，德国高校在国际大学排名中并不占优势，但他也注意到，德国高校的表现正稳步提升。2024年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等机构发布的《德国高校国际化战略(2024—2034)》提出，面对人工智能治理、人口结构转型等挑战，德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为战略性举措。2025年，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德国高校达到5所。其中，慕尼黑工业大学排名由2020年的第55位，提升至第23位。

德国高校的本科学制通常为三至四年，研究生学制通常为两至三年。但对不少学生而言，“在德国学习的三年，会是你五年人生中最难忘的七年”，也就是说，按时毕业并不容易。

贾谊今年刚从德国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毕业。他回忆，几百人的本科课堂上，因为课程难度大，真正能完全听懂的同学，一只手就数得过来。“德国高校的一个特点就是宽进严出。”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所在学校，一门课程如果挂科三次，学生将获得一次口试机会，若仍未通过，只能退学或转专业，并且在全德国范围内，都将失去学习该专业的资格。不想被淘汰，学生必须会自学。贾谊选修的部分专业课上，开课时有五六十名学生，结课时只剩二三十人，专业整体淘汰率有两到三成。

廖森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专业，今年上半年硕士毕业。他本科刚入学时，专业共有800余名学生，大一共设置10门课程，每门课程只有两次考试机会。“第一学年结束后，就只剩下两三百人。”廖森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其中，中国留学生入学时有40多人，大一之后剩下了约30人。

大二起，廖森和同学除了自行选课，还要主动联系导师或企业，寻找论文项目和实习机会。学校虽会提供一些选择，但数量有限，一个好项目，往往会有十几名学生竞争。廖森所在本科专业的学制为三年，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，往往需四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毕业。他所在专业每年毕业200多人，这些毕业生的本科入学年份往往相差好几年。

“德国教育之所以具有竞争力，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。”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巫锐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德国大学的课程体系通常由三部分构成：教授主讲的讲座课、研讨课，以及练习课和实践学期。“整体评价体系较为严格，很难‘混过去’。”

“对于来到德国的学生，能力基本能达到毕业门槛，但要对自己负责，做好长期规划，保持足够自律与勤奋。”廖森观察到，德国没有辅导员和教师的督促，学生之间的差距会被不断拉大。和他一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中，在最初专业完成学业的约有15人，其余人通过转学、转专业才顺利毕业。

巫锐举例称，德国博士生正式答辩前，外部评审的反馈往往是厚厚一摞，需要逐条对着修改。答辩前还要经过口试，博士论文通常聚焦于较小切口、单一问题，口试的考官会依据一份书单，围绕相关研究领域提出各种可能的问题。“这种高度严谨的学术标准，也会向下传导至硕士和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中。”他说。

马志成介绍，在一些国家，几乎所有层次的留学生都能找到对应的学校和专业，“但留学德国略有门槛，对学生能力有一定要求”。以学业成绩为例，申请德国本科的学生，国内高考成绩通常需达到总分的70%左右；申请德国硕士的学生，国内本科成绩的平均分多在75分至80分。巫锐认为，德国希望吸引高素质移民，这一筛选过程中，高等教育正是重要的“试金石”，不适应者将被淘汰。

张雪晨硕士学习的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。与美国读本科时相比，德国的课堂教学并没有太让她“眼前一亮”，但课堂之外的实践让她印象深刻。“没课就可以去实习，这在美国不可想象。”她说。

德国工科教育中，这种实践导向更为明显。去年9月，贾谊开始在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的生产部门实习，负责处理生产数据。他所在的部门生产混合动力刹车零件，相关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0%。“学校是学一个面，实习是学一条线。”贾谊认为，企业实际应用的是课堂所学中的一小部分，但要求非常专精。他认为，自己在企业实习的收获比在学校更大。

能获得这样的实习机会，与贾谊就读的应用科学大学的特点密切相关。德国的工科教育体系分为不同层次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德国研究中心创建主任陈洪捷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19世纪初，德国现代大学形成过程中，为了满足工业化需求，一批面向工程和工业生产的工科学校应运而生，并逐步发展为今天以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工科大学。

与此同时，德国还形成了应用科学大学，这类学校源于中等教育层次的工程师学校，高度面向产业和产品。按照德国高等教育法规定，应用科学大学教授除了有博士学位，还须拥有至少5年的企业工作经历。陈洪捷介绍，由于师资规模小，应用科学大学的不少课程由企业一线的工程师讲授。贾谊介绍，应用科学大学与当地企业联系紧密，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的青睐。

“我就读的本科学校所在城市有很多工厂，但只有一所大学，所以不少厂里，一半以上员工都毕业于这所学校，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实习机会也比综合类大学更多。”贾谊说。

在德国，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，毕业论文都可以在企业完成。对学生而言，这既可算作工作经历，也能获得实习补贴。今年2月，博世集团开启一个工厂数字化的新项目，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产出论文。贾谊随即提出申请，公司帮他拟好了论文题目和研究计划。随后，他把研究计划提交给学校，并联系好导师。在企业和学校双方批准后，贾谊随即开始在企业写论文。

贾谊写论文的过程中，学校导师主要提供写作指导，每月会安排一次半小时左右的线上会议。更多时候，是由企业导师提出具体方案、明确进度，贾谊再把项目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整理成论文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毕业时，贾谊参与的项目还没有落地的成果，所以没有在导师那里获得预期的分数。“我所在的学校，大多数本科论文都不要答辩，在企业写完的论文，教授更关注是不是解决了实际问题，而不是论文的排版和语言。”他说。

在硕士阶段，企业也是工科学生培养的重要主体。2021年，姚俊硕士毕业于一所TU9联盟高校的车辆工程专业。读研三年多，他六至七成的时间在企业度过，“除了上课，几乎每天坐火车去大众汽车公司总部做实验”。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这些项目基本来自企业的资助，“企业需要什么，我们的研究就做什么”。姚俊从汽车电池项目开始，陆续接触了材料、自动化生产、3D打印等项目。他认为，德国企业并不特别在意毕业年限和年龄，相较于单纯的学业背景，实习经历更有助于求职。

巫锐介绍，重视应用和实践文化是德国大学竞争力的另一重要来源。德国不仅拥有奔驰、宝马等龙头企业，还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，其中不少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，对德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支撑作用。在制度层面，企业的实践课程被纳入培养方案，高校根据企业需求开设项目，企业还会提供科研经费和奖学金，并对学生社团进行投资。

为什么德国高校与企业能形成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？陈洪捷认为，这源于德国在长期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“工业技术文化”。这一文化中，企业与高校之间相互沟通与信任，在“培养什么样的人才、如何培养人才”等问题上认知一致。如果缺乏这种基础，光是在政策层面推动校企合作，很容易出现“学校热、企业冷”的局面。

巫锐认为，这种工业技术文化下，校企之间的互动，逐渐演化为一种“非正式制度”。德国明斯特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蒋晓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他指导的硕士中，“一名学生在实习中注意到心电图应用中的新需求，就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”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德国教育实践导向下的“意外效果”。“我们希望学生的论文不是完成后就放在抽屉里，而是能尽可能具有真正的创新和现实意义。”他说。

今年10月，贾谊开始攻读慕尼黑工业大学的“机器人、认知与智能”硕士专业。这一专业的培养方案涵盖电气控制、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，与传统工科专业相比，学生拥有更多自主选择和发展空间。他认为，德国硕士的申请中，通常对本硕专业的一致性要求较高，但新设项目在申请背景上的限制相对宽松，是一个“很好的跨专业机会”。

贾谊之所以希望“逃离”机械工程这样的传统工科专业，是因为相关行业的不景气。本科毕业前，他曾向企业导师询问，是否有机会转正留任，导师的回复是：“以你的能力，前两年完全可以，现在不行了，全公司几乎没有招聘名额。”在德国，传统的汽车、机械等产业正明显受到能源危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的冲击。这种变化，也逐渐反映在高校面向留学生的专业设置之中。

新东方欧亚教育资深德国留学规划师李文博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过去几年，德国高校陆续推出了“氢能源科学与技术”等新专业。他认为，德国长期沉淀的工业和制造业基础，加之政策层面对新技术与传统工业融合的支持，构成了德国留学的优势。

德国高校的专业通常分为受限专业和非受限专业两类，受限专业因报名人数较多，需择优录取。姚俊所在的高校较早在德国开设电动汽车专业。他硕士入学时，传统车辆工程专业还是受限专业，一届学生有100余人；而电动汽车专业每届仅有三四十名学生。近几年，随着越来越多学生将电动汽车专业作为第一选择，该专业成为受限专业，传统车辆工程专业每届招生规模降至二三十人。

姚俊发现，尽管直接开设电动汽车专业的德国高校并不多，但许多传统车辆工程院校已在课程设置中引入新能源相关方向。马志成观察到，与一些留学目的地“一窝蜂”开设新兴专业不同，德国更强调基于实际需求的创新，专业更新“严谨但不保守”。巫锐介绍，德国的工科教育变革，强调和本土产业的实际结合，“这种节奏可能算不上最快，但是相对稳健，抗风险能力更强，也让学生的培养与就业衔接更为顺畅，也更具可持续性”。

蒋晓毅介绍，德国高校在开设新专业时，倾向于在起步阶段就将方案设计得尽可能完善，而不是边做边改。在他看来，这也是德国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。

“只要教师认识到学科发展的必要性，德国高校开设相关专业的速度就相对较快。”蒋晓毅曾担任6年多明斯特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，在他看来，德国新学科建设多为自下而上的过程。最近，他所在学院在筹备一个跨学科的数据科学专业，就是源于不同学科教师对发展趋势的共识，计划于明年冬季学期开始硕士招生。

蒋晓毅所在的学院，近两年，诸如数据科学、数学专业等硕士项目皆设置为英语授课，主要原因是招生压力越来越大，学校希望通过英语授课推进国际化。李小友去年毕业于德国一所高校的英语授课硕士项目，她认为，想要在德国生活和工作，德语仍是必备技能。2020年刚到德国时，她只会英语，找实习很困难，2022年，她的德语达到了中高级水平，很快就找到了实习。

蒋晓毅认为，近两年美国不断收紧留学生政策，给了德国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的机会，德国希望在全球人才流动中“分一块更大的蛋糕”。但从实际效果看，这些潜在的人才能否在德国就业或创业，从而实现教育投资的最大回报，德国高校未来的国际化进程如何，有待进一步观察。